環保塑料袋成巨大商機？最終仍被送進填埋場或焚燒場
塑料會贏嗎
“限塑令”落地十載，效果究竟如何？
真實的答案也許只有垃圾填埋場知道。紀錄片導演王久良把鏡頭對準了平均使用時限25分鐘、降解卻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億個、隨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動量上億個、輾轉全國各地的快遞袋；它是一天可以壘成幾百座山峰、間接喂飽了超過2000萬張嘴的外賣盒；它還是農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溫中不斷變換形態，覆蓋了消費社會里每一個個體。10年里，當“限塑令”將“環保有價”的理念推向公眾時，科技也不斷追逐消費者的環保需求，名目繁多的“環保塑料袋”上了貨架、篩選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學手段等成為大熱的環保課題。
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項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環保塑料袋”被丟棄后又去了哪里。
10年過去了，裹上層層面紗的塑料從來都沒有缺席。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在官網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獻策。
關于限塑的努力，還在繼續。
環保還是商機？
在王久良的鏡頭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場絕對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質塑料制品無人問津，其中包括無法統計數量的“環保塑料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教授劉建國，并不訝異這些“環保塑料袋”的命運。“環保塑料袋需要嚴格的條件才能降解，比如溫度、含水率、特定反應器等，在自然環境下很難降解。”他注意到，這些“環保塑料袋”的去向，依舊是和各類垃圾混雜在一起，再被壓縮稱重，最終送進填埋場或是焚燒場。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區別，只在于消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環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錢而已”。
他調查發現，大量標有“可降解”標識的塑料袋，其實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雜在一起的產物。出廠后，就加價搖身變成了“環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機。
“一個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學試劑清洗干凈，再進入降解的流程，這個過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他說。
王久良很清楚，當下科技進步的速度不可謂不快。意大利開發出新技術——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篩選塑料。但這些手段在中國的推行難度很大。
“我們的垃圾沒有進行分類，那些垃圾廢水里有什么樣的物質，得經過多少道工序、花費多少成本？”他說。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覺得有更緊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審視塑料究竟對周遭的世界影響到了怎樣的程度。支撐咖啡廳遮陽傘的墩子、道路用來交通隔離的小柱子、隨處可見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處處都有被反復利用后的劣質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發現了一個幾乎被塑料包圍的農村。兒時離家還未聽說過的地膜如今成了農田的“主人”。
“田間地頭、渠溝路旁，甚至大街上、農戶的院落里，到處見得到廢棄的地膜。舊的地膜沒有處理完，新的又鋪上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很清楚，厚度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難從土里徹底剝離，由于沾滿土灰重量又輕，地膜回收的價值較低，除了焚燒和擱置別無他法。
行走在農田上，如果翻開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見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塊糾結在一起，像是地里長出的莊稼。
他發現，農村是一個幾乎“沒有管理的塑料世界”。有環保人士下鄉，在老鄉家里吃飯，一次性塑料餐具擺上了桌子，用完后，老鄉隨手就扔進火爐，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變成看不見的致癌物二惡英，排向空中，再隨降水循環到農田和河流。
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質塑料制品，隨著消費浪潮涌入農村。由于一些鄉村沒有專門的環衛人員和垃圾回收系統，塑料制品借助風和雨，進入河流或溝渠，留在江河湖海和農田山脈。
負增值產業？
王久良的鏡頭曾在日本對準過一家回收礦泉水瓶的企業。這家企業擁有一個幾百平方米的寬敞車間，擁有先進的智能化和數控設備。在生產線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車間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聞不到刺鼻的氣味。
令他意外的是，這樣一家“模范”企業的負責人卻時常因為回收塑料瓶而煩惱。日本對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為了排污達標他們需要花費大量成本。“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我們是虧本的。”負責人告訴王久良，企業每收購一噸廢舊礦泉水瓶，政府就給他們補貼2萬日元。
即便如此，他們也無力再回收處理更多種類的塑料制品，“環保的成本太高了”。
鏡頭對準中國垃圾處理廠，卻是一幅幅讓王久良心酸的畫面。他曾花3年時間，拍攝了名為《塑料王國》的紀錄片。紀錄片里講述了中國“洋垃圾”的產業鏈——一些人從遠洋貨船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揀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后經過漂洗后粉碎，進而加熱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業使用的塑料顆粒。
“日本處理一種單一污染物都要建一個廠，在中國一個小作坊卻能處理全世界各類塑料垃圾。”他說，“中國有全世界垃圾分類做得最好的人，他們沒有防護措施、沒有先進技術。”拍攝期間，那些黝黑的面孔教會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聽響聲，然后是看煙看火聞味。
“他們是一群農民。”他說。
一張餐桌大小的粉碎機、兩張餐桌長的制粒機就可以組成一家小作坊。機器轟鳴聲中，塑料碎屑在空中飛舞。從王久良的鏡頭看過去，屏幕的每一個角落都能看見塑料碎屑。鏡頭再一轉，污水可能未經處理就咕嚕咕嚕排進了河里。
作坊之間的區別只在于大小，“你有10臺這種機器，而我可能只有1臺。”
鏡頭之外，在日本，更多更難處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國。過去的10余年，中國對洋垃圾的進口經歷了爆炸式的增長、回落以及今年徹底的禁止。
“之所以進口還是有利可圖，可真的有利嗎？”王久良忍不住反問，“環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攝時間里，鏡頭記錄下了那些看得見的“成本”，村里的水漂著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揀時不小心碰到了腐蝕品，她的手指整個關節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覺得腰上長了瘤子卻死活不愿看醫生，“檢查出來病咋辦？日子還過不過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學費。”
紀錄片的拍攝讓王久良認清了一個道理，“以環境友好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負增值產業。”他打了個比方，如果環保型回收1噸廢舊生活塑料能夠產生100元經濟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則，無法解釋在被世界公認垃圾分揀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為什么要對企業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補貼，更解釋不通為什么《塑料王國》里來中國的洋垃圾里依然會出現日本垃圾。”
有環保人士稱，“垃圾填埋和焚燒場掙的是消耗、處理垃圾的錢，而不是循環利用塑料垃圾產生的次生利益。”
事實上，這些干濕混合的垃圾焚燒后發電效率并不高，在不充分燃燒的條件下還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質以及產生飛灰和廢渣等。但相應地，“從海量的垃圾中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成本更大更夸張。”
“環保很多時候就是幾害相較取其輕。”劉建國說，當前社會有一種聲音，期待著科學家能夠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東西。但實際上，從全生命周期計算，無論是帆布袋、紙袋所要消耗的資源帶來的污染同樣不會少。
他舉例說，如果做紙袋，需要經歷種樹、砍樹、做成紙漿、造紙的過程，而帆布購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種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產業，不僅要考慮農藥、化肥的使用量，還要考慮土地資源的占用、運輸、印染、流通、廢棄后填埋焚燒的成本。“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卻沒想過一旦要處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幾十倍，占用的空間、處理難度都不小。”
這個研究固體廢棄物的學者曾做過實驗，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對環境的影響才能優于使用1次塑料袋。
“根本問題不是去尋找一個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審視我們的消費行為。”蔣高明說。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領了農田，中國農業科學院的數據顯示，在短短30年時間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農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蔣高明發現，引發蝴蝶效應使農田樣貌大變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關系。
他說，為了生產反季節蔬菜和水果，農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則是為了改善土壤溫度和濕度，以延長經濟價值較高作物的生產季節，最終提高其產量。
地膜鋪下去后，產量的確提高了。但同時，地膜在使用后很難從土壤里剝離。它們長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壞土壤結構，生物失去了活動空間，線蟲、蚯蚓挨個離開，土地最終板結化。
蔣高明注意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許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蓋一層膜，地上再鋪一層，為的是不讓水分流失，可這樣的密封環境會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終演變成脆弱的生態系統。
他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傷心的面孔，一些農民都遭遇了作物爛秧、病害等問題，有牛羊吃了地膜覆蓋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蔣高明叫人翻開土地，清晰地看見地膜纏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們把土壤帶回實驗室檢驗，甚至發現了30年前殘留的地膜，“它已經變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見的塑料片了，但并沒有消失”。
來不及處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產生的六氯代苯、二惡英、多氯聯二苯等有害物質由此進入空氣。
而那些染病、使用過量化肥和農藥的作物去了哪兒？蔣高明說，“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覺得這一切很諷刺，無窮無盡的消費需求控制著市場的流動變遷，卻又最終被其反噬。他曾和農民討論，干脆把果園里鋪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減少污染和浪費。可對方拒絕了這個建議，理由很簡單——不用反光膜，蘋果上色不均勻，賣相太差，沒人會買。
“蘋果是拿來吃的，不是拿來看的。”蔣高明說。
這位學者忍不住反思，“我們真的有這樣大的消費需求嗎？”他反感一顆糖一張塑料紙的包裝模式，公開批判出版業給書貼塑料膜的行為，也反對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這會造成多少浪費？”
劉建國總結了12個字：“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
從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的辦公樓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寫字樓正在不斷壓縮著城市的空間。塑料袋、建筑垃圾、電子垃圾、廢鋼鐵、輪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單車……劉建國覺得，經濟增速太快了，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的消費模式發生改變，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場。共享單車一兩年前還是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的“天使”，轉眼間就在小區、停車場壘成了垃圾山。
“很多人不思考，只覺得塑料袋是個大問題，所以一邊兒吃著塑料盒包裝的外賣一邊兒痛罵塑料的罪惡。真正思考了，你會發現處處都是問題。”這名學者嘆氣道。
大拆大建后廢棄的建筑垃圾填埋場，也曾是王久良鏡頭捕捉的對象。他在一個近兩公里寬的填埋場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時，兩千多人在各種廢舊管材、線材、塑料、鋼筋、磚頭里穿梭，抱著東西就往填埋場邊上的窩棚跑去。那是他們的暫居地，也是廢棄材料的暫居地。起重機和卡車很快會帶走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個工地或是工廠。
一派熱火朝天的氣氛里，王久良在遠處站著，五味雜陳。
在拍攝《塑料王國》時，這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注意到了一組數據，從1995年大規模進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個洋垃圾回收產業反映在經濟價值上都是一條完美向上的曲線。美國1噸9美元的垃圾，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后，能以上千元的價格賣給小作坊，經過處理后，一噸塑料顆粒的售價甚至直逼五位數，價格“快趕上原材料了”。
“我以為人可以低到塵埃里，卻沒有想到能低到垃圾里。”一次放映活動上，一位大學老師看完影片后哭了。
要讓企業感覺到疼，要讓民眾感覺到疼
很多時候，王久良覺得自己也被消費主義的浪潮裹挾了。他用手戳了戳手中的塑料杯，反問道：“如果不提供塑料杯，是不是就不能喝飲料了？”
王久良說，生產多少塑料，最終就會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現，不斷重復利用的過程只會讓塑料的性能不斷遞減，終究會變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規避塑料垃圾的環境污染，唯一的辦法就是減少使用。
在他看來，“限塑令”目前的范圍太窄了，“應該覆蓋更多的產業”。而手段需要靠政府來調節，“生產礦泉水瓶的企業獲得了利益，是否應該承擔環保的代價？民眾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應該為此買單？包裝行業是否應該改革？超市售賣塑料袋要不要繳稅？”
“要讓企業感覺到疼，要讓民眾感覺到疼。”他說。
劉建國認為，過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價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產生，而是它通過對塑料袋收費，向社會傳遞了“資源有價，使用資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號。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從5毛錢漲價到5元，消費者愿意掏錢嗎？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廢物造出了可循環餐盒，人們愿意使用嗎？”他說，成本增加、市場振蕩，企圖一下子改變形勢是不可能的事。
這位學者認為，當下需要為塑料正名，“材料不是從天而降的，塑料沒有罪惡，它是被人類制造出來的。”
“塑料不應該被妖魔化，更不應該把塑料的罪惡和管理不善的問題混為一談。”他說，“我們能不能做到不讓塑料進入水體？不讓它進入農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會成為問題，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個回收處理系統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廣垃圾分類，這是能實實在在做的。”劉建國眼中的突破口是農村，“要無中生有，盡快建立基本的回收處理系統，哪怕是簡易的填埋場。”
如果能做好分類垃圾讓處理難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類中轉中心，“起碼會比一把火直接燒了更有價值”。
但在蔣高明看來，眼下可以去嘗試的事情，不止這一點。
曾經他聽聞，在缺水的甘肅，有農業學家幫本地農民開發出了雙層地膜，在土地鋪上兩層地膜，目的是幫助干旱的土地鎖住水分，以便種植更多的玉米。這個項目拿下了課題，最終“各方滿意”“皆大歡喜”。
蔣高明卻一點也不開心，“技術出了問題，你想的是再開發一個技術來解決。實際上，人為制造最佳溫、濕度的環境來種植玉米，都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他說，“源頭就錯了。”
此前，有西班牙科學家發現，100只蠟螟在12個小時內降解92毫克的聚乙烯，被媒體編譯后，這種蟲子成了具備消化塑料能力的“救世蟲”。新聞一出，蔣高明哭笑不得，人類每天生產幾十萬噸聚乙烯，讓蟲子來吃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馬月。更重要的是，讓蟲子去吃自然界原本沒有的東西，這個想法依舊“走偏了”。
他總在思考，也許甘肅部分地區的自然條件不適合種植玉米，是否可以開發種植中草藥？是否能想辦法推進生態農業呢？
蔣高明很清楚，能夠真正讓這一切改變發生的，是消費者。“城市消費者手中的鈔票就是最好的選票，你投到哪里，哪里就會形成產業。”他說。
我們該怎么辦？樂觀點！
在拍攝《塑料王國》和《垃圾圍城》之前，王久良是中國傳媒大學的科班生。那時候，有些“意識流”的他想做一個名叫《超級市場》的展覽，“一種概念化的東西，貨架上擺滿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擺滿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讓垃圾填滿貨架。”
想法冒出后，他開始扛著機器往大大小小的垃圾場跑。可在那里，他發現了比藝術更重要的東西。塑料垃圾問題的嚴峻性遠遠超出了這個年輕人的想象，“有更迫切的事情需要你去解決”。
在現實面前，形而上的概念藝術落地，最終變成了一個紀錄片項目。他也拋棄了含蓄的觀點表露，選擇直指問題。
《塑料王國》在后期制作的過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表面上看，這些產業在當地可能是支柱，養活了數不清的農村家庭。但當個體利益的獲取建立在損害他人的利益基礎之上時，這又變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砍掉這個行業是必須的，要看到更多受影響的人，他們的利益誰來保障，誰又去發聲？”
他始終忘不了拍攝期間遇到的一位老人。因為處理“洋垃圾”，拍攝的村子水源受到污染，附近的村民只能走遠路去買水。一天，王久良在買水的地方碰到了一位佝僂的老太太。商販告訴老人，一桶水4塊錢。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地開口，“4塊錢，我能先欠著嗎？”
今年1月起，國家開始全面禁止從國外進口24種“洋垃圾”，砍掉了這個盤桓20余年的產業。王久良從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稅、自上而下地去推動改革，也許希望就在前方。
蔣高明認為這不算難事。他記得過去國家層面對地溝油、面粉增白劑的整治，每一項都是動了不少人的蛋糕，可最終都得以推行。
這一次，難啃的骨頭變成了塑料制品。
“英國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產業內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呢？”他說。
英國今年年初曾向公眾承諾，英國政府將實施25年計劃，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這一發聲沒能得到普通民眾更多的支持，很多人在社交平臺上留言，“政府把時間設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現在就應該立即采取行動。”
塑料問題成了世界級難題。孟加拉國曾遭遇一次災難性洪災，人們驚訝地發現，塑料袋竟然是排水系統堵塞的首要原因。無法統計數量的藍腳鰹鳥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家園，塑料垃圾成了秘魯羅伯士·泰拉島海灘新的主人。有數據顯示，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數十萬海洋動物的死亡。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說，“在英吉利海峽捕獲的魚當中，每3條就有一條含有塑料碎片。”南極同樣沒有擺脫塑料污染的災難，今年年初，科學家發現南極的表層海水里出現了肉眼不可見的塑料微粒，含量甚至高于海洋中的平均水平。
孟加拉國在2002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施塑料袋禁令的國家。法律規定，進口或銷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發放塑料袋者則被處以6個月的監禁。如今，這個國家的超市里只會售賣布袋和紙袋。
王久良帶著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許多年輕觀眾看完后會忍不住向王久良發問：“我們該怎么辦？”
這些問題他不打算回答。王久良希望這些關注環保的年輕人自己去尋求答案。
也有年輕人問他，拍了這么久的垃圾，會不會特別悲觀。王久良笑了，“當你還在堅持做這件事的時候，就說明那顆想要改變的心沒有變過。樂觀點，就算我們不行，還有孩子們呢。”
這幾年，讓他驚喜的是，在民間已經有了許多關注垃圾回收的團體，在地圖上像星星點點一般冒出，尋找著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在無錫，一群醫生和大學生組成的團體關注廢舊注射器等醫療垃圾的回收問題。他們把無錫的各大醫院跑了個遍，勸說對方接受自己的提議——向每一位需要在家使用注射器的病人發放特制的利器盒。這個盒子被用來專門放置使用后的注射器，病人使用后可交回醫院設置的回收站點，從而避免了注射器直接被扔進垃圾桶。后來，他們又一路跑到蘇州、上海的醫院。
這項事業，如今還在推進之中。
京東物流綠色包裝項目負責人也坦誠，塑料快遞袋用量極大，一次性包裝在成本上有很大優勢，目前在快遞行業依然占據主流。“推行循環快遞包裝在社區末端回收存在困難，包裝回收體系和社會基礎設施不健全，也缺乏法律法規來支撐回收企業進行回收。”
眼下，京東物流正在推廣使用循環快遞箱——青流箱，采用pp材料，可以回收多次循環使用，破損后可再造新箱子，對環境不造成危害，能夠替代一次性紙箱。他們希望，“協同社會各環節資源，形成較完善的產業鏈，將綠色循環包裝全面落地。”
劉建國說，包括塑料袋的問題在內，中國的很多問題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經濟發展上。這些問題很多發達國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決的，而中國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去解決，他希望民眾能給予多一點支持和理解，同時也能從自身出發，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費行為，反思自己的消費需求。
“其實就是人類走了一段彎路而已。”蔣高明說，發展過程中出現問題并不可怕，及時糾正就好。他甚至希望，有關塑料袋使用、濫用、限制、反思以及今后的種種都能被記錄下來，寫進教科書，成為歷史里永遠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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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項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環保塑料袋”被丟棄后又去了哪里。
10年過去了，裹上層層面紗的塑料從來都沒有缺席。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在官網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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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久良的鏡頭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場絕對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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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區別，只在于消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環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錢而已”。
他調查發現，大量標有“可降解”標識的塑料袋，其實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雜在一起的產物。出廠后，就加價搖身變成了“環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機。
“一個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學試劑清洗干凈，再進入降解的流程，這個過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他說。
王久良很清楚，當下科技進步的速度不可謂不快。意大利開發出新技術——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篩選塑料。但這些手段在中國的推行難度很大。
“我們的垃圾沒有進行分類，那些垃圾廢水里有什么樣的物質，得經過多少道工序、花費多少成本？”他說。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覺得有更緊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審視塑料究竟對周遭的世界影響到了怎樣的程度。支撐咖啡廳遮陽傘的墩子、道路用來交通隔離的小柱子、隨處可見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處處都有被反復利用后的劣質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發現了一個幾乎被塑料包圍的農村。兒時離家還未聽說過的地膜如今成了農田的“主人”。
“田間地頭、渠溝路旁，甚至大街上、農戶的院落里，到處見得到廢棄的地膜。舊的地膜沒有處理完，新的又鋪上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很清楚，厚度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難從土里徹底剝離，由于沾滿土灰重量又輕，地膜回收的價值較低，除了焚燒和擱置別無他法。
行走在農田上，如果翻開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見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塊糾結在一起，像是地里長出的莊稼。
他發現，農村是一個幾乎“沒有管理的塑料世界”。有環保人士下鄉，在老鄉家里吃飯，一次性塑料餐具擺上了桌子，用完后，老鄉隨手就扔進火爐，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變成看不見的致癌物二惡英，排向空中，再隨降水循環到農田和河流。
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質塑料制品，隨著消費浪潮涌入農村。由于一些鄉村沒有專門的環衛人員和垃圾回收系統，塑料制品借助風和雨，進入河流或溝渠，留在江河湖海和農田山脈。
負增值產業？
王久良的鏡頭曾在日本對準過一家回收礦泉水瓶的企業。這家企業擁有一個幾百平方米的寬敞車間，擁有先進的智能化和數控設備。在生產線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車間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聞不到刺鼻的氣味。
令他意外的是，這樣一家“模范”企業的負責人卻時常因為回收塑料瓶而煩惱。日本對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為了排污達標他們需要花費大量成本。“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我們是虧本的。”負責人告訴王久良，企業每收購一噸廢舊礦泉水瓶，政府就給他們補貼2萬日元。
即便如此，他們也無力再回收處理更多種類的塑料制品，“環保的成本太高了”。
鏡頭對準中國垃圾處理廠，卻是一幅幅讓王久良心酸的畫面。他曾花3年時間，拍攝了名為《塑料王國》的紀錄片。紀錄片里講述了中國“洋垃圾”的產業鏈——一些人從遠洋貨船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揀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后經過漂洗后粉碎，進而加熱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業使用的塑料顆粒。
“日本處理一種單一污染物都要建一個廠，在中國一個小作坊卻能處理全世界各類塑料垃圾。”他說，“中國有全世界垃圾分類做得最好的人，他們沒有防護措施、沒有先進技術。”拍攝期間，那些黝黑的面孔教會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聽響聲，然后是看煙看火聞味。
“他們是一群農民。”他說。
一張餐桌大小的粉碎機、兩張餐桌長的制粒機就可以組成一家小作坊。機器轟鳴聲中，塑料碎屑在空中飛舞。從王久良的鏡頭看過去，屏幕的每一個角落都能看見塑料碎屑。鏡頭再一轉，污水可能未經處理就咕嚕咕嚕排進了河里。
作坊之間的區別只在于大小，“你有10臺這種機器，而我可能只有1臺。”
鏡頭之外，在日本，更多更難處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國。過去的10余年，中國對洋垃圾的進口經歷了爆炸式的增長、回落以及今年徹底的禁止。
“之所以進口還是有利可圖，可真的有利嗎？”王久良忍不住反問，“環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攝時間里，鏡頭記錄下了那些看得見的“成本”，村里的水漂著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揀時不小心碰到了腐蝕品，她的手指整個關節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覺得腰上長了瘤子卻死活不愿看醫生，“檢查出來病咋辦？日子還過不過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學費。”
紀錄片的拍攝讓王久良認清了一個道理，“以環境友好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負增值產業。”他打了個比方，如果環保型回收1噸廢舊生活塑料能夠產生100元經濟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則，無法解釋在被世界公認垃圾分揀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為什么要對企業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補貼，更解釋不通為什么《塑料王國》里來中國的洋垃圾里依然會出現日本垃圾。”
有環保人士稱，“垃圾填埋和焚燒場掙的是消耗、處理垃圾的錢，而不是循環利用塑料垃圾產生的次生利益。”
事實上，這些干濕混合的垃圾焚燒后發電效率并不高，在不充分燃燒的條件下還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質以及產生飛灰和廢渣等。但相應地，“從海量的垃圾中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成本更大更夸張。”
“環保很多時候就是幾害相較取其輕。”劉建國說，當前社會有一種聲音，期待著科學家能夠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東西。但實際上，從全生命周期計算，無論是帆布袋、紙袋所要消耗的資源帶來的污染同樣不會少。
他舉例說，如果做紙袋，需要經歷種樹、砍樹、做成紙漿、造紙的過程，而帆布購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種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產業，不僅要考慮農藥、化肥的使用量，還要考慮土地資源的占用、運輸、印染、流通、廢棄后填埋焚燒的成本。“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卻沒想過一旦要處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幾十倍，占用的空間、處理難度都不小。”
這個研究固體廢棄物的學者曾做過實驗，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對環境的影響才能優于使用1次塑料袋。
“根本問題不是去尋找一個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審視我們的消費行為。”蔣高明說。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領了農田，中國農業科學院的數據顯示，在短短30年時間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農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蔣高明發現，引發蝴蝶效應使農田樣貌大變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關系。
他說，為了生產反季節蔬菜和水果，農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則是為了改善土壤溫度和濕度，以延長經濟價值較高作物的生產季節，最終提高其產量。
地膜鋪下去后，產量的確提高了。但同時，地膜在使用后很難從土壤里剝離。它們長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壞土壤結構，生物失去了活動空間，線蟲、蚯蚓挨個離開，土地最終板結化。
蔣高明注意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許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蓋一層膜，地上再鋪一層，為的是不讓水分流失，可這樣的密封環境會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終演變成脆弱的生態系統。
他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傷心的面孔，一些農民都遭遇了作物爛秧、病害等問題，有牛羊吃了地膜覆蓋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蔣高明叫人翻開土地，清晰地看見地膜纏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們把土壤帶回實驗室檢驗，甚至發現了30年前殘留的地膜，“它已經變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見的塑料片了，但并沒有消失”。
來不及處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產生的六氯代苯、二惡英、多氯聯二苯等有害物質由此進入空氣。
而那些染病、使用過量化肥和農藥的作物去了哪兒？蔣高明說，“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覺得這一切很諷刺，無窮無盡的消費需求控制著市場的流動變遷，卻又最終被其反噬。他曾和農民討論，干脆把果園里鋪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減少污染和浪費。可對方拒絕了這個建議，理由很簡單——不用反光膜，蘋果上色不均勻，賣相太差，沒人會買。
“蘋果是拿來吃的，不是拿來看的。”蔣高明說。
這位學者忍不住反思，“我們真的有這樣大的消費需求嗎？”他反感一顆糖一張塑料紙的包裝模式，公開批判出版業給書貼塑料膜的行為，也反對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這會造成多少浪費？”
劉建國總結了12個字：“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
從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的辦公樓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寫字樓正在不斷壓縮著城市的空間。塑料袋、建筑垃圾、電子垃圾、廢鋼鐵、輪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單車……劉建國覺得，經濟增速太快了，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的消費模式發生改變，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場。共享單車一兩年前還是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的“天使”，轉眼間就在小區、停車場壘成了垃圾山。
“很多人不思考，只覺得塑料袋是個大問題，所以一邊兒吃著塑料盒包裝的外賣一邊兒痛罵塑料的罪惡。真正思考了，你會發現處處都是問題。”這名學者嘆氣道。
大拆大建后廢棄的建筑垃圾填埋場，也曾是王久良鏡頭捕捉的對象。他在一個近兩公里寬的填埋場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時，兩千多人在各種廢舊管材、線材、塑料、鋼筋、磚頭里穿梭，抱著東西就往填埋場邊上的窩棚跑去。那是他們的暫居地，也是廢棄材料的暫居地。起重機和卡車很快會帶走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個工地或是工廠。
一派熱火朝天的氣氛里，王久良在遠處站著，五味雜陳。
在拍攝《塑料王國》時，這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注意到了一組數據，從1995年大規模進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個洋垃圾回收產業反映在經濟價值上都是一條完美向上的曲線。美國1噸9美元的垃圾，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后，能以上千元的價格賣給小作坊，經過處理后，一噸塑料顆粒的售價甚至直逼五位數，價格“快趕上原材料了”。
“我以為人可以低到塵埃里，卻沒有想到能低到垃圾里。”一次放映活動上，一位大學老師看完影片后哭了。
要讓企業感覺到疼，要讓民眾感覺到疼
很多時候，王久良覺得自己也被消費主義的浪潮裹挾了。他用手戳了戳手中的塑料杯，反問道：“如果不提供塑料杯，是不是就不能喝飲料了？”
王久良說，生產多少塑料，最終就會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現，不斷重復利用的過程只會讓塑料的性能不斷遞減，終究會變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規避塑料垃圾的環境污染，唯一的辦法就是減少使用。
在他看來，“限塑令”目前的范圍太窄了，“應該覆蓋更多的產業”。而手段需要靠政府來調節，“生產礦泉水瓶的企業獲得了利益，是否應該承擔環保的代價？民眾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應該為此買單？包裝行業是否應該改革？超市售賣塑料袋要不要繳稅？”
“要讓企業感覺到疼，要讓民眾感覺到疼。”他說。
劉建國認為，過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價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產生，而是它通過對塑料袋收費，向社會傳遞了“資源有價，使用資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號。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從5毛錢漲價到5元，消費者愿意掏錢嗎？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廢物造出了可循環餐盒，人們愿意使用嗎？”他說，成本增加、市場振蕩，企圖一下子改變形勢是不可能的事。
這位學者認為，當下需要為塑料正名，“材料不是從天而降的，塑料沒有罪惡，它是被人類制造出來的。”
“塑料不應該被妖魔化，更不應該把塑料的罪惡和管理不善的問題混為一談。”他說，“我們能不能做到不讓塑料進入水體？不讓它進入農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會成為問題，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個回收處理系統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廣垃圾分類，這是能實實在在做的。”劉建國眼中的突破口是農村，“要無中生有，盡快建立基本的回收處理系統，哪怕是簡易的填埋場。”
如果能做好分類垃圾讓處理難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類中轉中心，“起碼會比一把火直接燒了更有價值”。
但在蔣高明看來，眼下可以去嘗試的事情，不止這一點。
曾經他聽聞，在缺水的甘肅，有農業學家幫本地農民開發出了雙層地膜，在土地鋪上兩層地膜，目的是幫助干旱的土地鎖住水分，以便種植更多的玉米。這個項目拿下了課題，最終“各方滿意”“皆大歡喜”。
蔣高明卻一點也不開心，“技術出了問題，你想的是再開發一個技術來解決。實際上，人為制造最佳溫、濕度的環境來種植玉米，都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他說，“源頭就錯了。”
此前，有西班牙科學家發現，100只蠟螟在12個小時內降解92毫克的聚乙烯，被媒體編譯后，這種蟲子成了具備消化塑料能力的“救世蟲”。新聞一出，蔣高明哭笑不得，人類每天生產幾十萬噸聚乙烯，讓蟲子來吃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馬月。更重要的是，讓蟲子去吃自然界原本沒有的東西，這個想法依舊“走偏了”。
他總在思考，也許甘肅部分地區的自然條件不適合種植玉米，是否可以開發種植中草藥？是否能想辦法推進生態農業呢？
蔣高明很清楚，能夠真正讓這一切改變發生的，是消費者。“城市消費者手中的鈔票就是最好的選票，你投到哪里，哪里就會形成產業。”他說。
我們該怎么辦？樂觀點！
在拍攝《塑料王國》和《垃圾圍城》之前，王久良是中國傳媒大學的科班生。那時候，有些“意識流”的他想做一個名叫《超級市場》的展覽，“一種概念化的東西，貨架上擺滿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擺滿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讓垃圾填滿貨架。”
想法冒出后，他開始扛著機器往大大小小的垃圾場跑。可在那里，他發現了比藝術更重要的東西。塑料垃圾問題的嚴峻性遠遠超出了這個年輕人的想象，“有更迫切的事情需要你去解決”。
在現實面前，形而上的概念藝術落地，最終變成了一個紀錄片項目。他也拋棄了含蓄的觀點表露，選擇直指問題。
《塑料王國》在后期制作的過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表面上看，這些產業在當地可能是支柱，養活了數不清的農村家庭。但當個體利益的獲取建立在損害他人的利益基礎之上時，這又變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砍掉這個行業是必須的，要看到更多受影響的人，他們的利益誰來保障，誰又去發聲？”
他始終忘不了拍攝期間遇到的一位老人。因為處理“洋垃圾”，拍攝的村子水源受到污染，附近的村民只能走遠路去買水。一天，王久良在買水的地方碰到了一位佝僂的老太太。商販告訴老人，一桶水4塊錢。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地開口，“4塊錢，我能先欠著嗎？”
今年1月起，國家開始全面禁止從國外進口24種“洋垃圾”，砍掉了這個盤桓20余年的產業。王久良從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稅、自上而下地去推動改革，也許希望就在前方。
蔣高明認為這不算難事。他記得過去國家層面對地溝油、面粉增白劑的整治，每一項都是動了不少人的蛋糕，可最終都得以推行。
這一次，難啃的骨頭變成了塑料制品。
“英國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產業內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呢？”他說。
英國今年年初曾向公眾承諾，英國政府將實施25年計劃，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這一發聲沒能得到普通民眾更多的支持，很多人在社交平臺上留言，“政府把時間設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現在就應該立即采取行動。”
塑料問題成了世界級難題。孟加拉國曾遭遇一次災難性洪災，人們驚訝地發現，塑料袋竟然是排水系統堵塞的首要原因。無法統計數量的藍腳鰹鳥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家園，塑料垃圾成了秘魯羅伯士·泰拉島海灘新的主人。有數據顯示，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數十萬海洋動物的死亡。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說，“在英吉利海峽捕獲的魚當中，每3條就有一條含有塑料碎片。”南極同樣沒有擺脫塑料污染的災難，今年年初，科學家發現南極的表層海水里出現了肉眼不可見的塑料微粒，含量甚至高于海洋中的平均水平。
孟加拉國在2002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施塑料袋禁令的國家。法律規定，進口或銷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發放塑料袋者則被處以6個月的監禁。如今，這個國家的超市里只會售賣布袋和紙袋。
王久良帶著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許多年輕觀眾看完后會忍不住向王久良發問：“我們該怎么辦？”
這些問題他不打算回答。王久良希望這些關注環保的年輕人自己去尋求答案。
也有年輕人問他，拍了這么久的垃圾，會不會特別悲觀。王久良笑了，“當你還在堅持做這件事的時候，就說明那顆想要改變的心沒有變過。樂觀點，就算我們不行，還有孩子們呢。”
這幾年，讓他驚喜的是，在民間已經有了許多關注垃圾回收的團體，在地圖上像星星點點一般冒出，尋找著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在無錫，一群醫生和大學生組成的團體關注廢舊注射器等醫療垃圾的回收問題。他們把無錫的各大醫院跑了個遍，勸說對方接受自己的提議——向每一位需要在家使用注射器的病人發放特制的利器盒。這個盒子被用來專門放置使用后的注射器，病人使用后可交回醫院設置的回收站點，從而避免了注射器直接被扔進垃圾桶。后來，他們又一路跑到蘇州、上海的醫院。
這項事業，如今還在推進之中。
京東物流綠色包裝項目負責人也坦誠，塑料快遞袋用量極大，一次性包裝在成本上有很大優勢，目前在快遞行業依然占據主流。“推行循環快遞包裝在社區末端回收存在困難，包裝回收體系和社會基礎設施不健全，也缺乏法律法規來支撐回收企業進行回收。”
眼下，京東物流正在推廣使用循環快遞箱——青流箱，采用pp材料，可以回收多次循環使用，破損后可再造新箱子，對環境不造成危害，能夠替代一次性紙箱。他們希望，“協同社會各環節資源，形成較完善的產業鏈，將綠色循環包裝全面落地。”
劉建國說，包括塑料袋的問題在內，中國的很多問題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經濟發展上。這些問題很多發達國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決的，而中國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去解決，他希望民眾能給予多一點支持和理解，同時也能從自身出發，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費行為，反思自己的消費需求。
“其實就是人類走了一段彎路而已。”蔣高明說，發展過程中出現問題并不可怕，及時糾正就好。他甚至希望，有關塑料袋使用、濫用、限制、反思以及今后的種種都能被記錄下來，寫進教科書，成為歷史里永遠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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